新时代全球治理文化的跨文明建构全过程

张丹

经天纬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文明即进化，是人类在解决人与自然、社会、自身矛盾中体现出的历史进度。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化即涵化，是人类在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以文培元中体现出的涵化程度。人类追求美好生活的历程就是一部以文明的进化激荡质变、以文化的涵化积累量变的壮美史诗。文明与文化在时间维度上存在辩证关系：文明的创构带来大时代更迭，文化的创新推动大时代内部的小周期更替。文明与文化也在空间维度上存在辩证关系：文明在国家、区域、全球三大层级互动交流，文化在哲学社会科学、新闻舆论、文学艺术三大领域对话传播。文明与文化还在质量维度上存在辩证关系：文明是文化的最高归属，由文化向文明进阶意味着由中性向进步性升级。文明求同，文化求异——人类逐梦幸福的历程就是一部文明与文化在时间、空间、质量维度上实现融通、杂糅、创生的千古鸿文。

作为中国快速崛起的关键一步，改革开放自始至终都是国家与全球双向互动、渐进深入的过程。一方面，渐次深化的国内改革为对外开放提供体制机制保障；另一方面，逐步拓宽的对外开放反过来促进国内改革接续不断。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社会面临四大赤字挑战。只有以中国的全面开放促进世界的共同开放，才能让改革开放开新局、书新篇。新时代全球治理文化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在全球社会形态维度上，创制社会主义世界秩序的新文明类型，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二是在多元多维文明的结构维度上，开拓社会主义五大文明全球化发展的新空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全球传播视阈下，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是一个跨文明建构过程。新时代全球治理文化的跨文明建构过程包括前后衔接的四个步骤：首先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转化为国家精神，然后在国际多元治理主体之间就中国国家精神达成价值共识，之后是价值共识在国内外整体性治理的过程中释放文化张力，最后是文化张力激发以创造力为特征的文明活力。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最终目标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二者共同为世界谋大同，推动深化国际改革与深化国际开放的世界历史进程，开辟全球治理文化的新境界，塑造世界文明与文化的新格局。

新型国际关系的跨文明建构全过程

纵观西方国际关系史，国际体系范式从未突破单一文明结构的窠臼——先是城邦范式将独立的邻邦聚拢于同一文明体系，接着是帝国范式将自身视为文明的全部，然后是中世纪范式将基督教文明看作各种政治实体的总纲，最后是威斯特伐利亚范式将欧美文明视作普世文明，虽有运用软实力实现同化式治理和通过共治实现折中式治理的尝试，但终无跳脱单一文明宿命的世界历史担当。回望中华上下五千年，中国始终是多元文明共生的开放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强起来的中国站在全人类文明的道义制高点上，以全球伙伴关系网的文明力量涵养全球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高质量发展，将“政治学逻辑下的相互尊重”、“伦理学逻辑下的公平正义”、“经济学逻辑下的合作共赢”[]新文明类型贡献于世界，充分展现了领航国际关系改革、实现世界历史性变革的强国担当。

首先，创制相互尊重的新文明类型，构建新型国际政治关系。国际政治不应阈于权力和利益驱动下的均势制衡，而应是高尚人类情感驱动下的平等、尊重、互信，但是在单一文明结构下，大国之间的所谓尊重实质上是绝对实力差距面前的妥协，大国对小国、强国对弱国的所谓尊重往往是形式民主。世界民族并未因普世文明的存在而收获积极向上、团结共进的精神状态，唯有走在跨文明发展道路上的中国在世界从失望向希望的转变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国家是文明进步的政治实体，中国把各国均视作文明，显示了中国对所有国家最深切的肯定与支持，也展示了中国对所有国家最真切的情谊。

文明视阈下的相互尊重原则彰显真诚相待的强国气量，推动国际政治关系的跨文明建构。其一，在大国伙伴关系方面，相互尊重原则体现于超越零和博弈。中俄树立大国关系典范，中德为新型大国关系创造全球样本，中法一直维系特殊的大国关系，中国与欧洲区域性大国意大利的传统友谊焕发新生机，与亚洲区域性大国日本共同致力于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其二，在周边国家伙伴关系方面，相互尊重原则体现于“亲诚惠容”外交理念。其三，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及地区伙伴关系方面，相互尊重原则体现于“真实亲诚”外交理念。其四，在多边伙伴关系方面，相互尊重原则体现于中国积极参与多边事务，在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G20峰会、亚欧会议等框架内加强沟通与配合，捍卫多边主义的世界正道，共建友好合作的伙伴大家庭。

其次，创制公平正义的新文明类型，构建新型国际社会关系。国际社会不应阈于以程序正义为核心的合法性建设，而更应关注以实质正义为核心的合正当性与合理性建设，但是在单一文明结构下，正义属于自认为其人种和文明均高人一等的一方，公平正义的实质是国家以正义的名义为资本服务。世界民族并未因军事同盟的存在而收获正义、和平与安全，也并未因国际法治的存在而收获知情权、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霸权国推动的全球法律治理以精巧的法律手段建构国家资本主义，其学术、新闻舆论、文学艺术强化了双重标准，为所谓全球文明领袖饰垢掩疵——唯有世界人民大团结，依靠包容消除歧视，以正确义利观灵活处理国家矛盾，才能化解人类幸福之忧、应对人类共同风险。

文明视阈下的公平正义原则彰显弃恶扬善的强国气节，推动国际社会关系的跨文明建构。其一，在利益共同体方面，中国超越“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的西方国际关系理念，抵制单边主义、反对霸权主义，义利兼顾、义利平衡。其二，在责任共同体方面，中国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破除“修昔底德陷阱”迷思，突破大国崛起的西方困境，挣脱国强必霸、强国必战的路径依赖。其三，在命运共同体方面，中国既构建了包括海峡“两岸命运共同体”在内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也构建了国家、区域、全球层面的命运共同体，还构建了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和海洋命运共同体，强力推进国家性与全球性相通、人民性与人类性相融，为实现真正的公平正义奠定了“真实的共同体”基础。

最后，创制合作共赢的新文明类型，构建新型国际经济关系。国际经济不应阈于以对抗主义竞争文化为核心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而应培育以普惠理念[]为核心的全球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在单一文明结构下，赢者通吃、形成垄断是帝国梦的本质，合作共赢是不可能实现也不应该实现的黄粱美梦。发达国家没有平等合作的意愿，欠发达国家也没有实现共赢的能力。唯有推进世界体系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范式转换，才能帮助欠发达国家改变其要素禀赋结构、完善市场机制、建设因势利导型政府[]，才能冲破旧式全球化的恶性循环，实现互利共赢。

文明视阈下的合作共赢原则彰显共同发展的强国气度，推动国际经济关系的跨文明建构。在思想引领方面，“战略”、“合作”、“全面”等核心理念的大主题展现了中国平等合作的真诚意愿。“战略”指国家之间的政治立场相互协调、彼此支持。战略不是研究国家未来做什么，而是研究国家今天做什么才有未来。国家之间的战略对接既是在展望未来中形成共同的科学信仰，也是在践行各自战略使命中探求同中有异、异中求同的战略目标。信任是最深层的文明，战略互信是最深沉的政治信任。异彩纷呈的中国梦与各国梦在多元智慧的山脚下升腾，在世界梦的山顶上聚合。“合作”指国家之间在政策上相互协调、彼此配合。中心区国家与边缘区国家的强制性合作时代已近尾声，立足国情、自主选择发展道路与合作方式的普遍性合作时代已然降临。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合作观摆脱了利己与利他的二元抉择，主张在创造共生空间中成就自我发展，使得国家个体与世界共同体互为前提、互为表里。“全面”指国家之间的信任与合作领域更宽、范围更广。全面交往的整体逻辑让越来越多的国家挣脱强制性国际分工，将中国崛起转化为发展机会。在价值共识方面，全球伙伴关系的发展性、灵活性、包容性的大手笔有益于发掘不同国家在特定时期实现共赢的不同能力。发展性体现于伙伴关系等级的流动性。党的十八大以来，多国伙伴关系提升至更高水平，说明越来越多的国家就“战略”、“合作”、“全面”等核心理念达成了更高层次的价值共识。灵活性体现于以国家特色来丰富核心理念的时代内涵。在“战略”、“合作”、“全面”等核心理念的基础共识下，有些伙伴关系突出时间维度上的“新时代”、“永久”、“面向21世纪”等特性，有些突出空间维度上的“全球”等特点，有些突出质量维度上的“全方位”、“互惠”、“友好”、“创新”等特质。包容性体现于国家、区域、全球的大线条互动。某些国家集团同属某一伙伴关系，说明中国乐见区域性力量为追求人类共同理想而守望相助、携手共进。在文化张力方面，全景式观照的大气势坚定世界文化自信。脚踏实地的文化实践不仅让掩埋于废墟、淹没于历史、臣服于强势的文化挣脱虚无、重现生机，更是终结了简单对话、浅层交流的“跨文化”时代，开启了古代与现代、国家与区域及全球转换自在、开合自如的复杂“转文化”[]时代。融洽无间的世界文化呈现的自信与新秩序，无疑为共同繁荣带来更大的想象空间。在文明活力方面，跨越东西方的大版图重塑世界文明格局。东西方文明身份是世界历史从未逾越的鸿沟，新型国际关系首次打破了传统文明壁垒，终结了单一文明“简单的、统一的、单方向进程”，开启了“由往往相互冲突的多重传统所构成的、一组复杂的进程组合”[]。世界文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形成社会主义文明之“正统”、西方近现代文明之“道统”、世界古代文明之“传统”的通“三统”[]新格局。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跨文明建构全过程

改革开放进程与世界变局共同框定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阶段性内涵。在社会主义实践的前半程，西强东弱的世界格局决定了中国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开放为重点，逐渐生发出社会主义五大文明；在社会主义实践的后半程，中国已经在国际规则制定中发挥塑造作用，显现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外创制新秩序以及在其体系内改制现有秩序[]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现阶段格局特征。在思想引领方面，习近平全球治理思想超越意识形态差异，以“再造中国与再造世界的双重逻辑”[]调整国家定位，是引领世界走出困境的更具世界历史性、理论彻底性和建设性的中国大智慧。在价值共识方面，“一带一路”倡议搭建中外共同发展的区域合作平台，凝聚新兴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区域治理共识，从而创制新型世界秩序。在文化张力方面，新型世界秩序的先进理念扩展至亚欧区域外，推动改革全球治理体系，化解全球文化危机，从而改制现有世界秩序。在文明活力方面，现有世界秩序之改革与新型世界秩序之开放的叠加效应加速了全球空间秩序的再平衡进程，激活了世界各国共同发展五大文明的创造力基因。越来越多的国家分享到成为先进力量的机会。社会主义五大文明的空间拓展能量塑造了多层次的共同体格局[]，开辟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区域和全球层面的新境界。

首先，开拓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全球化发展的新空间，构建发展共同体：

在思想引领方面，新发展观以再造富强中国与再造富强世界的双重逻辑破解发展赤字。西方经济话语存在逆全球化思潮，也夹杂针对“一带一路”倡议、中国5G发展、《中国制造2025》的打压与对抗，但是世界各国都在寻找新的增长动力，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是不可逆转的世界大势与时代潮流。只有变革不公正不合理的经济全球化模式，努力塑造共同发展、开放发展、创新发展、联动发展的开放型世界经济，才能找准合作之道、提升合作层次，建构世界经济话语共同体。

在价值共识方面，新发展观指导“一带一路”的繁荣之路和创新之路建设。“一带一路”倡议与美国的新丝绸之路战略既体现共同经济规律，又存在本质上的差异。“一带一路”倡议不是基于大国战略博弈而设计的区域发展援助项目，也不会为满足不平等的世界经济结构安排而阻挠区域内的次区域市场整合。“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实现共同增长的内生性区域一体化方案，合作机制灵活多样。繁荣之路与创新之路是中国携手发展中国家共同开发新的国际比较优势之路。

在文化张力方面，共赢共享原则贯穿全球经济治理。共赢原则既体现于中国方案与联合国议程的深度融合，也体现于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纷纷加盟亚投行，还体现于中国积极参与多边事务，提出并践行一系列新发展理念，开辟经济全球化的新航向。共享原则既体现于让发展成果和创新成果惠及沿线国家、改善民生，也体现于中国扶贫成就为全球贫困治理提供有益借鉴，还体现于中国在国际人道主义援助领域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在文明活力方面，构建共同繁荣的发展共同体。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全球化发展的空间拓展历经了国内基层经济建设、国内区域经济一体化、由主权国家主导的经济合作、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新型经济全球化，筑起从中国基层直达全球顶层的发展共同体，融通国内与国际的区域经济治理、国家与全球经济治理，助力化解农业文明国家、工业文明国家、信息文明国家的历时性文化矛盾，筑梦人类实现共同繁荣的美好未来。

第二，开拓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全球化发展的新空间，构建行动共同体：

在思想引领方面，新国家观以再造民主中国与再造民主世界的双重逻辑破解治理赤字。西方政治话语的认知落后于行动——在认知上，西方思想界抵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且排他性的国家中心主义和极端的文化民族主义回潮，然而在行动上，政界高层却已开始学习中国经验以及中国共产党何以让资本与民粹均无法绑架政治——所以，新国家观是从哲学层面弥合西方思想界对于社会主义文明的认知鸿沟。新国家观视现代中国为中华文明政治共同体，是在政治文明全球化的高度超越民族主义文化政治。同时，国家观离不开政党观，新国家观离不开新型政党制度。只有通盘思考政党与国家，才能将执政党思维提升为治国理政思维，建构世界政治话语共同体。

在价值共识方面，新国家观指导“一带一路”的开放之路和廉洁之路建设。开放之路既体现于突破民族性与世界性的传统隔阂，也体现于冲破贸易保护主义的惯常做法，以主动扩大进口等措施优化全球资源配置、倒逼国内产业升级、改善民生福祉，还体现于打破国际制度话语权垄断，退出亚投行等国际组织在制度创建期的领导权竞争，摒弃强加于人的霸权做法，携手各国共谋繁荣发展。廉洁之路体现于中国与各国一道培育廉洁文化，加强反腐败国际交流与合作，为世界性的伟大社会革命的成功奠定道德和法律的条件基础。

在文化张力方面，共商共建原则贯穿全球政治治理。霸权稳定论和以军事力量为后盾的长臂管辖等老路子在政治多极化的世界面前已属黔驴之技，只有推进全球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才能为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事业做出更大贡献。共商原则包含民主与集中两部分。民主指的是坚持多元治理主体通过民主协商达成共识，集中指的是坚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引导作用，确保协商民主最终能导向多元集中的政治共同体。共建原则体现于坚定支持多边主义，坚决捍卫联合国权威，支持各国在知行合一中担当作为。

在文明活力方面，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行动共同体。新型国际关系以新国家观为基础。其一，在时间维度上，国内全面深化改革的三个阶段与国际深化改革进度紧密相连，中国与世界结成共商大计、共创新格局的行动共同体。其二，在空间维度上，新型国际关系作为一种世界政治秩序，让社会主义政治在文明力量的驱动下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空间拓展。其三，在质量维度上，马克思的“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论断在脚踏实地担当实干的行动共同体中得以证实，行动共同体筑梦人类实现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

第三，开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全球化发展的新空间，构建价值共同体：

在思想引领方面，新文明观以再造文明中国与再造文明世界的双重逻辑破解信任赤字。西方文明话语在20世纪末出现了世界主义的复兴，客观上助推了现代性话语向全球性话语转向，为构建人类精神共同体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新思路。世界主义的构想不可谓不丰富，然而人类共存所需的信任基础却危如累卵。归根到底，如果不重新定位现代性的逻辑起点、重新详解全球性的互动过程，就无法激活驱动信任与合作的深层次精神力量，世界主义到头来终是水中捞月一场空。理性经济人假设是西方现代化理论的思维原点，然而这不是人性的全部。人类不仅是理性经济人，更是自强不息的追梦人。基于科学信仰的现代梦逐渐取代基于宗教信仰的古代梦，成为共同体成员之间信任与合作的深层次精神力量。文明不是静态的领先，而是动态的争做先锋；不是先验的模式，而是务实的实践智慧；不是被动的选择，而是主动的开拓创新。新文明观视多元多维文明为现代性的逻辑起点，从文明视角为每一条基于国情的发展道路正名，既是变革以资本主义文明为基础的单一维度现代性，也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思维，将后本质主义文明观推向新高度。新文明观视文明的交流互鉴为全球性的互动过程，从奋进视角为世界各国文明共同复兴正名，既运用奋斗哲学鼓舞世界相信梦想、相信奇迹，学思悟践、奋力超越，共创幸福与尊严的美好生活，还运用为人民服务的政治逻辑传播中国共产党的伟力秘笈，将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推向新高度。

在价值共识方面，新文明观指导“一带一路”的文明之路建设。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成就是昨天革命先辈们的苦难辉煌之梦想，我们明天更美好的生活来自今朝时代弄潮儿的艰苦创业再出发。自强者胜，自胜者强。文明之路是追求卓越之路、创造新文明之路、开创新时代之路。走在文明的大路上，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人民坚定了对自己国家的信念，表现出团结友爱意气风发的昂扬斗志，迈出铿锵有力建设家园的奋斗脚步。人类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走在命运与共唇齿相依的文明之路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塑合作共赢新格局，共迎强国强民新日出。

在文化张力方面，共进原则贯穿全球文化治理。从1970年的“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到1980年的《多种声音，一个世界》，联合国一直致力于变革不公正不合理的全球传播秩序，留下了反抗文化霸权、维护文化主权的宝贵思想遗产。4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涵养文明内功、坚定文化自信，在建立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的事业道路上守正创新，倡导营造建设性的信息传播生态，推动多元多维文明共同进步，提升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共进原则包含理念、内容、技术三个部分。在理念上，只有实事求是立足国情，才能拓展思想格局、提高话语质量，实现理论思维和话语能力的共同进步。在内容上，只有搭建哲学社会科学、新闻舆论、文学艺术三位一体的话语体系和传播体系，才能全方位、立体化呈现人间正道与世间大美，实现现代理性与人文情感的共同进步。在技术上，只有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推动世界信息文明的交流互鉴，才能实现科技与社会的共同进步。

在文明活力方面，构建开放包容的价值共同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全球化发展的空间拓展历经在国内外思想引领上统筹信仰、在国内外价值共识上统筹信念、在国内外文化张力上统筹信心，最终在国内外文明活力上造就以高度信任为基石的全球性价值共同体。价值共同体既不是文明的简单并存，也不是文明的大一统，而是以其筑梦的引力与定力维护世界多元多维文明之间具有“共同性、交互性、开放性、包容性、互惠性”[]的复杂关系。从“资本来到人间”时的“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到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换了人间”，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灯塔巍然耸立于岬端。有中国的地方就是灯塔照亮希望的地方，有中国的地方就是“伟大出自平凡，平凡造就伟大”的地方。不忘人类初心，方得全球始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明活力说明，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挡世界人民大团结的文明大潮，也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挡人类在交流、互鉴、共进中从高原走向高峰。

第四，开拓社会主义社会文明全球化发展的新空间，构建安全共同体：

在思想引领方面，新安全观以再造和谐中国与再造和谐世界的双重逻辑破解和平赤字。西方安全话语深陷公民社会、民族国家、安全共同体三者间尴尬违和的窘境——公民社会与民族国家彼此对立，民族国家与安全共同体貌合神离，安全共同体与公民社会各走各路——问题并不在于科学技术是否发达，而在于社会文明是否先进并且内外融通，所以“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为提升社会治理水平提供了崭新的逻辑起点，为和平事业确立了和谐的基调。“共同”意指国家相互尊重，它是超越军事帝国主义的逻辑起点。只有普遍、平等、包容的安全，才能让军事依赖与战争互为前提、军事盟国共享情报监控世界、全球及区域霸权国家煽风点火挑唆颜色革命等恶性循环成为过去式。“综合”意指统筹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它是应对社会信息化挑战和解决复杂社会移民、宗教、边界等问题的逻辑起点。只有安全举措多管齐下，才能整体推进反暴力、促和谐、去极端的正义事业。“合作”意指通过对话促进国家和地区安全，它是克服单边主义的逻辑起点。合作不仅是在超国家层面的横向关联，而且是在国家内部的纵向和谐。在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深度融合的大变局时代，如果没有多元治理主体的一体化格局以及政党、国家、军队的步调一致，就无法超脱政党竞争的短期利益和霸权国家的颐指气使。“可持续”意指安全与发展并重，它是基于利益共同体来制定长远规划的逻辑起点。只有牢牢抓住共同发展这个第一要务，才能从根本上助力发展中国家远离战乱，助力发达国家的大都市远离恐袭，成为人民安居乐业的惬意之所。

在价值共识方面，新安全观指导“一带一路”的和平之路和数字之路建设。和平之路既体现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相互尊重、呵护伙伴关系，引导社会力量投入建设，也体现于中国与沿线国家共建安全合作机制，还体现于中国深化软环境建设，组建国家移民管理局，加强对于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地区的国际化大都市、国际区域及全球层面的国际移民治理工作。数字之路则体现于沿线国家在数字经济前沿领域的创新合作。

在文化张力方面，共治原则贯穿全球安全治理。从全球战略对冲的视角来看，中国与全球伙伴共创的“一带一路”塑造了一种具有反制衡能力的对冲格局，倒逼霸权国家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共同维护世界和平。此外，在全球网络治理领域，中国坚持多边参与、多方参与，发挥多元治理主体的作用，尊重国家网络主权、维护网络有序发展，建制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在核安全领域，中国的核安全观兑现国际核安全共同承诺，推动核安全国际合作。

在文明活力方面，构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的安全共同体。代表社会整体利益的先进政党是和平事业实现持久性与普遍性的基础，勇于担当使命的中国共产党是和谐中国与和谐世界的定盘星。对于先有国家后有政党的西方社会而言，先有政党后有国家的中国在人类近现代史上首次实现和平崛起，揭示了安全共同体建设的一个内在顺序特征：没有政党新文明，就没有社会新文明；没有社会新文明，就没有世界真和平。

最后，开拓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全球化发展的新空间，构建生命共同体：

在思想引领方面，新生态观以再造美丽中国与再造美丽世界的双重逻辑破解生态赤字。西方环境话语对工业文明的反思具有进步意义，其环境治理措施也具有借鉴性，但是作为一项长期战略和系统工程，生态文明建设越来越需要国家各项工作合力与社会整体转型。政党极端化、经济金融化、社会民粹化、文化虚无化都在环境领域有所体现，使得环保事业往往呼声高、行动少。有鉴于此，中国的新生态观便是凝聚全球力量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的一剂良方。其一，新生态观视美丽家园为全人类民生福祉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不论大小贫富都应让绿水青山变金山银山，这超越了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嫁生态成本的旧全球化模式，也超越了西方马克思生态社会主义对资本的绝对排斥。其二，新生态观视生态文明与其他文明的进步为一个大循环整体，提出能源安全新战略，这是保障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治本良策。其三，新生态观是中华农业文明的现代创新。无论是禅意绵绵的茶文化，还是养生有道的中医文化，都汲取农业文明中的永恒真理与生活哲学消解全球消费主义的侵蚀，促进城市生产与生活方式更可持续。

在价值共识方面，新生态观指导“一带一路”的绿色之路建设。绿水青山变金山银山的转化过程说明，绿色之路绝不是西方媒体炒作的所谓“掠夺资源论”。生态合作是将全球生态链融入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为资源出口型国家培养新的比较优势、塑造绿色发展的国际新格局。生态文明是一种全方位的价值追求——政治上追求科学治理精神，经济上追求绿色发展繁荣，社会上追求热爱自然情怀，文化上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国际层面上追求携手合作应对——正是这种全方位的价值追求，让绿色之路成为和美之地、至真之境，这也无疑为发展丝绸之路特色旅游锦上添花。

在文化张力方面，共生原则贯穿全球生态治理。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生态治理遵循后现代的文化政治模式，即生态文化在后工业文明主体结构下，沿新自由主义政治路径冲出重围、异军突起。然而，若“发展”本身并未从资本主义文明的内在悖论中解放出来，“可持续”的“发展”不过是摆脱悖论的乌托邦。当中国说“可持续发展”时，不是复制技术层面的文化政治，而是做文明层面的文化创造。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是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共生哲学”主体结构下创构和合关系。和合共生精神指引中国人民创造绿色奇迹，也引领全球气候治理摆脱新自由主义民主的失灵、强化国家之间的团结力量，在生态领域创造山清水秀、人杰地灵的新未来。

在文明活力方面，构建清洁美丽的生命共同体。生态文明建设的终极目标是实现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整体转型，而转型过程与现代化过程是交织在一起的，并且现代化过程是更为基本的问题。在社会主义实践的后半程，现代化过程的指导性地位愈发明显。从职业领域层面上看，工业文明之后可以是互联网领域的信息文明或环境领域的生态文明，然而从国家和全球层面上看，工业文明之后是由社会主义现代化文明统筹的生态文明与信息文明合力。社会主义现代化是社会主义全球化的基石，只有将生态文明深度融入其他文明，在全球层面同步建设五大文明，才能结成全人类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筑梦清洁美丽的美好未来。

作者系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后。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增强中国对外传播文化软实力深度研究”（项目编号：14ZDA053）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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